从四川北路的家去公司如果走大路大约一千四百步,走小路抄近道大约一千零四十步。我的这个基本精准的数字是真实的,因为我用心的用自己的双脚丈量过,而且还不止一次。

随笔的图片 第1张

家里的楼梯平面角度至少在五十度以上,一二年三月我搬进去的那一天,因为没有提前预约看房,我只是听房东电话里简单的描述,加上当时搬的很急,以致我住进去的时候除了几乎没有白天的感觉之外,还有就是对这个古老的上海楼梯真正感受到了需仰视才见的尴尬。

厨房三家公用,卫生间两家公用,我时常中午回去做饭的时候发现自己家的灶头是滚烫的,然后灶台上面狼藉一片,卫生间的灯不知疲倦的连天加夜的亮着。我在那里住了四年,就刷了四年的马桶,倒了四年的手纸篓,这期间对门的那双年轻的小情侣早已经享受的理所当然了,有一次竟然跟我说,大姐,纸篓又快满了。

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家里,我无数次的招待过自己的像亲戚一样的儿女,还有我的侄男伯父,我在这里给他们提供了交流谈心的场所,也为他们拉好了酒桌牌场。我这里成了这帮孩子们的休闲休息的领地,我在他们的欢声笑语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,也在深夜的洗碗池边实现着自己的价值。

小区门口的四川北路以及四川北路公园,我想我将近五年的居住期间真正去溜达不会超过十次。巴黎春天只是我解闷的场所,看看是不要花钱的,所以当某根弦偶尔搭错的时候,我就会顺着电梯一直上到商场的最高楼层,装模作样的翻看衣服牌子上面的天价,然后再一层层的下来,偶尔在楼层的电梯口看到打完三折还要一百五十八的文胸内裤,我会在脑子里迅速产生一种疑问,会不会她们忘记了小数点。我记得在巴黎春天也还是消费了几次的,一次是买了一双断码的凉拖鞋,九十九元,还有一次买了一件秋季的棉衬衫,一百八十元,好像还买了一件仿香奈儿上衣,四百六十元。

鲁迅公园我是每年春天总会抽出一到两天的时间,去看看纪念馆里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,白话文的领导者的。顺便再去膜拜一下广场上的世界各大文豪,尽管任何的交流崇拜都有似是而非的嫌疑,但是我心虔诚,这是我自己所知道的。鲁迅纪念馆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的《人子在路上》的大型纪录片,我每次去都会身心凝重的观看一遍。那些手稿真迹我倘有充裕的时间定会隔着玻璃一笔一划的揣摩,我的脚步时常在跨出展厅的那一刻,又倒回去,于是鲁迅先生的“横眉冷对”又让我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。据说鲁迅公园的樱花是全上海最出名的,这樱花是当真的美丽,雪白雪白的挂满每一个枝头,真不愧为日本的国花,就像牡丹之于中国一样。如果说牡丹是富贵,那樱花就是纯洁了。我这样以为纯粹是自己个人对花语的理解,没有其他。

随笔的图片 第2张

多伦路名人街有个内山书店,老板是上海人,应该年龄不会低于七十岁了,他有一枚据说是上海市文联下发的印章(这是老板本人说的,我有点怀疑),就是“内山书店”四个字,我想有不少的外地游客去逛他的书店都是冲着他的那个印章去的,我也不例外,每次去淘书,总不会忘了让老板敲上鲜红的印章,似乎章一敲上去,无论多少钱买的书都物超所值了。书店里大部分是旧书,但是都很有收藏价值。我曾经带着儿媳妇去买过几本名著,老人跟我说外国名著的选择,有一点非常重要,那就是要看是被中国的哪一位名家翻译过来的。那一本本的旧书整齐的摆在书架上,本身就带着一种老上海文化的气息。没事喜欢名人街走走,感受一下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名人的聚居地,也希望能沾染一些在自己的身上,这话说的又要让人笑掉大牙了。

我的生活轨迹标准的三点一线:家,公司,菜场,没有休闲,没有娱乐。工作生活之外去的最多的应是公司门口的小公园了,中间有一段时间热衷减肥,除了网上被骗了几次钱之外,就是去小公园跑步。小公园里每天都会有一个七十岁左右的阿姨和我一起跑步,雪白的短发,显然是烫过的,身材保持的非常好,那种上海土著特有的白面孔,咖啡色的金丝镜框的眼镜,让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像是一个大学女教授。可惜我一直没有勇气和她搭讪,所以至今也不知道她的身份,这事是真的有点遗憾。

公司后面的工商银行是我光顾最多的地方,公司的大小款项的出入都要经过这家银行转进转出,大堂经理认识我了,有一个柜台里面的小姑娘也认识我了,小姑娘上海人,太瘦了,我总觉得她们的那款工作服不适合这个小姑娘穿,挺漂亮的一个姑娘硬是被那身工作服给折腾逊色了很多,不忙的时候,业务办完,我们会简单的聊几句,小姑娘的笑很有特色,带着一种怀旧感,尤其那两颗小虎牙让我像是回到了童年时代,我想起了山口百惠。大堂值班经理先后换了几任,一个比一个长的丑,我常说,这大堂里锃亮的地面愣是被这几个又老又丑的男人给糟蹋了。没事老实站着呗,非要来回的走动,找啥呢?郁闷。

散客户里面有一个老阿姨,经常给她在宁波的哥哥寄生活用品,大到被褥,小到牙膏,第一次去寄东西,我还想这么大的岁数,不一定能看到写字了,正打算帮她写。没想到老阿姨从自己的布兜里拿出笔麻利的填着快递单,而且那手硬笔字还写的那么好,我目瞪口呆。原来阿姨是退休教师,高中数学教了一辈子,不禁肃然起敬。每次总是不让我找零,而且几乎每次去寄东西,只要有可以吃的食品,包括水果饼干,总要坚持从箱子里拿点出来给我放在办公桌上。写到这里,很是怀念她。

永兴公司的蒋科长是地道的上海人,五十几岁,很健谈一个小老头。自己找上门来的生意,因为是单位件,价格略高一些,但蒋科长从不计较,用他的话说,费用不是问题,只要件走好。有时打着电话本来说的是快件的事情,说着说着就谈到了国内国际的形势,尤以马航失联那件事谈的最多。蒋科长幽默风趣,没事也会借拿面单为名,到我办公室侃一会,临走的时候,总不忘了说,老板娘:侬其实也是有知识的人,像个文青呢。做了他们家几年只出过一次意外,十个合金小刀片发到金山,到对方公司,被业务员给派丢了,赔了一千八百元钱,真没想到这么贵。好在可以打遗失还可以同时报保险,我总算没有赔钱。蒋科长也没有因为快件的延误为难我。

还有一个固定的客户是上海音像城的,姓张,我一直喊他老张,五十来岁。卖各种支架,一家几口都在上海,夫妻两个在音像城开个实体店,女儿做网上,有附近的客户想看样品就直接到店里去,我有一次开玩笑说他们是典型的潮流经营,时尚名词叫:O2O。这老张夫妻俩个都是毛派,而且非常的激进。没事我也和他们聊聊,我觉得他们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,但我不懂政治,我也不具有哲人的高度,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能够各抒己见,允许保留自己的观点也未必都是坏事。老张一家一直很照顾我的生意,从我开始做快递就一直跟着我,为此很是感激。

最想说的其实是我一直走的那条上班下班的路。我在那条路上被不期的暴雨淋湿过,被抢劫的人划过包带;无数次的看见过沿街卖唱的各种各样的残疾人,还有跪地乞讨的四肢健全的年轻人。路边福利彩票站,我也停留驻过足,也曾经随机买过几注,应该都是捐出去了,因为我至今也没有听说有人中奖而奖金没被领取的好事。安徽老乡馒头店的粉丝包我算是吃了几年,以致其他地方的粉丝包我怎么看都是假冒的,我经常买菜的那家也是安徽人,老板在的时候总是多给我几根小葱,可是老板娘就不行了,每次不管我买多少钱的菜,她给我的葱总不会超过五棵。我要是提起再要两棵,她就会说,小本生意,这些小葱也是要钱买的,然后不再看我自顾自忙活去了。

忙的时候我一天到晚没有思考的时间,晚上十一二点回家是常有的事,于是深夜弄堂里我的高跟鞋敲打水泥路面的声音就显得格外的刺耳,下雨了,撑着一把蓝色碎花的小伞,身影被斑驳的灯光照的支离破碎,要是晴天刚好又有着圆月那就好了,我会昂起头对着月亮轻声的计算,那天该是几月几了,有没有离回家上坟的日子很近了,有没有哪个孩子的生日又快到了。这样想着,我的思想就很快活跃起来,我开始去想我白天没有空去思考的问题,关于亲情,关于爱情,关于活着,关于死去.,关于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,关于有些坚持到底是不是必要……..我的对路径的丈量就是这个时候。

离开半年了,再到上海—–我曾经生活了六年却没有家的感觉的东方大都市,地铁还是那样乘坐的,上海虹桥地铁2号线的人还是那么多,我独自背包穿行在拥挤的人流中,既看不到东方明珠塔的多彩艳丽,也看不到我曾经努力奋斗过的生存第一线的颓废。可是,我真的来了,静等花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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