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铺天盖地的冬天里,这场雪,可不是往年的应景了,一夜之间,整座城市银装素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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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期刚巧,正赶上这几天的分外严寒,我两天没有开门。天亮了拉开窗帘看雪,天黑了就关上窗帘听雪。那雪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后,无论是哪样的猫步,我还是把她的脚步声听得清清楚楚。隔着厚厚的玻璃,她没有机会走近我,我就当她是一个远方的朋友,到我的窗台歇歇脚,互不打扰,开心就好!

偶得袁枚一首诗,《十二月十五夜》:沉沉更鼓急,渐渐人生绝。吹灯窗更明,月照一天雪。这般好景,非临其境绝难体会,今夜,我看不到冷冷的月光,却将这一天一地的雪看的分明。大雪初霁,走进原野,只见天地浑然一体,共成一色,瞬间迷离了双眼,左顾而不能右盼,其情其景,如在眼前。

雪,喻为花,故称雪花。有时感喟造物神奇,如何把这么冰冷的物件雕饰的如此惹人怜爱,许许多多的人喜欢鞠一把雪花放在手心深情呵护,生怕她失去花的冷俏,可她还是最终化成了水,面目全非的让珍爱她的人不胜唏嘘。雪的生命总是那么短,留给季节的除了晶莹剔透就是彻骨的寒。

我喜欢雪,不能免俗的喜欢她耀眼的洁白,当然还有她来了,春天就不远了。

我所说的烤火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了,烤火是那个年代的人进入雪天就会想到的一件事,就像一天要吃三顿饭一样。再平常不过,正是因为这样的司空见惯,所以没人把这事放在心上,渐渐变成一种下意识的行为。家里来了客人,寒暄过后首先到柴垛上扯把麦草,扯把豆秸,随便往地上哪里一扔,主人一根火柴“刺啦”一声,火起,主人客人一起把手伸向火堆,瞬间烟灰弥漫,飘动的灰屑徐徐绕梁,经久不落。

不知什么时候起,山上大片碗口粗细的槐树成了雪雨天的活祭。天冷了,雪还没有下,每家每户的壮劳力都拎着斧头去山林里砍伐槐树,然后拖家带口的拉回家,仔细的码好,堆成一堆,只等大雪封门,成为廉价的取暖材料。鲜槐树是烧不着的,大都一边烧着干透的,一边把鲜的放在一边烤着,于是有孩子的家庭树枝上就挂着孩子的尿片,像一面面小旗,在烟熏火燎中挣扎,扭曲,变干。

 

那时的乡人们每到冬天,家家都会烤火,无论到哪一家,只要下了雨雪,必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剥着来年的花生种,纳着鞋底,也有互相串门的,拎着自己家里的一篮子玉米棒或者半口袋的花生种,进门的第一眼就是看看火旺不旺,不旺的就不客气的把烤的差不多的槐树棒续上去,然后南朝北代的扯着闲篇,人凑的多的时候,干脆活也不干了,理起场子就打起了牌,这一坐下来,没有个大半天是起不了场的。主家想做中午饭,案板也被占了,要么端起一筐青菜去邻居家切,要么就干脆都不开伙了,啥时候散了啥时候吃。我家那时候尤其肯去人,我也刚好喜欢热闹,再加上早上起得晚,一天吃不上饭那是太正常不过了。

堂哥的手指头掉了三个,不能干活了,就从江南回了老家,和他一起回来的,还有一个火桶,一米左右的高度,50公分左右的直径,可以同时面对面坐进去两个人。木桶的最下面放一盆燃着的木炭火,上面放着一根根粗洋条,洋条上面再放一段木板,可以放脚。既不熏眼睛,又不落灰,最初的一段时间每天都有人去参观,啧啧称赞,堂哥的新媳妇每天和堂哥一起坐在火桶里面纳鞋底,我一天都能跑去无数趟,但是堂哥的眼睛似乎和他的手一样残疾,就是看不见我,现在想想,也可能是不知道我想去烤他家的木桶火的。

直到我结婚后,我们那里也还有烤火的习惯,老三去接我对月,因为下着大雪,三哥是走着去接我的,没法骑车,到家,三嫂就在地上架起了火。那时三哥家还没有水泥地,只有两间堂屋和一个很低矮的厨房,都是土地,随便在哪里烤火都可以。那么大的一片山林,当初密密麻麻的洋槐树整个被糟蹋了,现在都变成了庄稼地,原来一年到头长满树和绿草的山彻底变成了秃子。偌大一片山林被烤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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